六月不多想

这一篇是我欠范同学的。

我有一天心血来潮发短信给她：“可不可以在我的博客上写你和香菇的故事？”她回道：“只要不写真名就可以。”她并建议道：“可以写范同学和李同学”。这一场对话应该是1.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之后我在资本家的调遣下隳突乎南北，但是心里总记挂着这事，决定今天定要践行言必信行必果。

 

范同学是我的大学同学兼硕士室友。她有着苗条的身躯和据说不小的头，所以被她昨日的男友今日的夫君李同学取爱称叫“金针菇”。她不甘寂寞，循着这条线索，将李同学命名为“香菇”——算来双菇的称号叫响了也得有六七年了吧。

 

香菇虽然姓李却是韩国人，在PKU念硕士时追到了金针菇。（话说我的硕士宿舍有三个姐妹，全嫁了姓李的。当年在三人的感情生活逐渐明朗的时候，她们曾认真的叮嘱我：“你得跟宿舍统一，也找个姓李的，你看人家范同学找个外国人都姓李了”。）今年还听说，人家香菇虽然是韩国人，看奥运会开幕式比金针菇还激动，会在韩国服兵役期间大清早打越洋电话来讨论。

 

金针菇喜欢读书和看电影；喜欢时不时的总结一些人生的道理；喜欢自我励志，又很会为做不到的时候找借口；喜欢唱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宿舍里放着音乐对着电脑上的歌词高声歌唱，后来果然也拿了PKU十佳歌手。（话说我们那个宿舍总共四个人，出了三个十佳歌手，还是只有我自己掉链子。当年在三人都获奖了春风得意的时候，她们曾诚恳的安慰我：“我们分别拿了两届的第二和第三名，就指着你明年参赛拿第一名了”）

 

金针菇是一个好姑娘，有着温柔的心绪和天真的心态。她总有一种涉世未深的懵懂，当年在宿舍的时候，就是她常常不知道我们讨论的是什么，然后又可着劲儿追问：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但是她的天真事迹的顶点，还是在临近毕业时的一次党小组讨论会上。当时班上有一个当了数年中学教师又考上PKU的某相当年长的研究生，发表了一段关于舍不得离开燕园的演讲，据说效果有点矫情，很多人都狠憋着笑，突然看见金针菇泪流满面，众人不知所措。同屋姐妹赶快将其拉出门外，关切询问：“怎么啦？”金针菇小姐抽抽嗒嗒的说：“我听他这么一说，忽然觉得，我，我，我还没有准备好。。。”

——这一段在我们毕业后每次的宿舍聚会百讲不厌。可惜我当时在日本，没有亲见，至今扼腕。

 

金针菇最近迷上了理财和当管家婆记帐。她并且发扬了其为一些小事也可以真心激动很久的特质。我知道的她的最近的一个兴奋点是学会了用Ｅｘｃｅｌ记帐，可以将管家婆业务电子化。

 

下面留点篇幅介绍一下香菇。

 

香菇是个热心人，他曾经张罗着要把我介绍给他的韩国富二代好朋友，说“哥哥就喜欢你这样活泼的姑娘”。但是我显然视金钱如粪土，更主要是没有像金针菇那样的韩国情缘，所以好像也从来没有上过心。若干年后，金针菇在她的博克上大写特写她去韩国参加的豪华婚礼，说什么“布什总统发来贺电”，我才想起来，哎呀，原来我也有机会的。。。

 

韩国来的香菇不枉PKU的培养，中文造诣惊人，给金针菇买一个手机号也会附送背诵秘诀：我发 -- 我六六--六灵六灵 。

 

香菇更是情书高手，善把简单的定语结构以华丽的排比句列阵，气势恢宏。尤其是总以生活细节入手，感情真挚，相当动人。我在金针菇的博克上引来其兵役期间的一段为例：

＂来自强调加强个人卫生的香菇，来自没喝到酒的香菇，来自担心金针菇健康的香菇，来自100%支持你的香菇，来自刚吃完早饭的香菇，来自登在国防日报的香菇，来自想和金针菇一起吃西瓜的香菇，来自生活很有规律的香菇，来自想赶紧回去和你结婚的香菇，来自想吃冰淇淋和薯片的香菇，来自收三颗星将军礼物的香菇，来自想打扫卫生的香菇，来自着急吃饭集合去的香菇，来自特想金针菇好的香菇，来自明天出去住一天的香菇，来自出来玩一天的香菇，来自昨天喝酒玩的香菇，来自想金针菇很幸福的香菇，来自准备跑步去的香菇，来自想和你一起过周末的香菇＂

 

前一阵香菇和金针菇领结婚证了。据金针菇说，领证前后的生活变化不大，和谈恋爱时没啥区别。原话是“结婚证往抽屉里一锁，就跟没有一样。要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公更听话了，更体谅照顾我了”——金针菇在博克上晒幸福的时候也表态了，说“好好照顾香菇，把他养的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成了我一辈子的重大任务”。我真心祝福双菇。

 

其实让我想起那天心血来潮想写“绝代双菇”的，是在金针菇的博克上看到的这么一段，：

那天又在无端地恼着，正好香菇开门回家，看我一脸懊恼的样子，说：“多么美好，我们在为未来的规划而一起烦恼。”

 

——仅借香菇的汉语，勉励所有已经领证和还没领证的小夫妻。

我觊觎中文系贺同学的精辟总结，想借来作博客的标题，遂在MSN上向他提出申请。

贺同学答：我的原话是“跟同学在一起，感觉到力量”。

我很恶霸的说：这不就是企图改几个字，以省去注明出处的麻烦吗？

 

周末去了趟广州，不观光不逛街，纯粹为了跟几个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欢聚。为此激动了好几天。没有想到，见了面居然可以更激动。我想最打动我的是，毕业六年没有见到的同学，重逢时如此自然；尤其是那些其实当年在学校里并没有讲过多少话的人，如今再见居然觉得如此亲热。

 

回想一下，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提到了很多同学的名字，通报所掌握的这些人的近况。对于一些记不起名字的，或者说了名字对不上号的，大家只好用外貌或者事迹来描述，总是能引起大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些个人曾被取了这么形象的外号！但是笑毕，也总觉得，那所学校里那些被评为或疯或傻或诡异的人，确实也是有某种才华在横溢，总有令人佩服的地方的。

 

我们相互探听上学那会儿男生对女生的评价，女生对男生的看法。一开始男生很羞涩的说：算了算了这个不能说。我就很学术的开导他：“说吧说吧，今年正好十年了，档案都可以解密了。”当年我们班７０个女生的华丽阵容，常常淹没了仅有的１４个男生的声音。于是我总以为男生都认不全女生的名字，谁知道他回忆起每个女生宿舍有哪些人，比我记得还清楚。

 

我也讲给了在场的一位外系男同学一个温馨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名字曾经在我的宿舍红极一时。因为宿舍里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在新生杯球赛赛场上的阳光形象，于是也记住了那件球衣号码，并且让号码成了我们全宿舍在人前谈起他时的代号。而谈起的场合或者句型往往是：“今天我又在图书馆看见了你们家Ｘ号”。我说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个青葱年代的纯真故事。如今这姑娘已经为人妻两三年，偶尔想起来就会拨个电话过来训斥我说：“你这人能不能靠点谱，你能不能不这么挑，你知不知道有个人跟你相互照顾是件很幸福的事？！”

 

我们也问及彼此的工作，以好奇的精神挖掘那份职业中的有趣点和无聊面。在部委的说：“兄弟为党国效力也不容易”，ＫＴＶ的时候愣高歌了一首“精忠报国”；做记者的说：“我不怕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就怕得罪了朋友”；做主持的说：“ＸＸＸ作了我一年节目嘉宾，我对他了解，那些他文革中表现的传言并不属实”；在政府的说：“这几年在基层的工作经历，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好像没有这么精辟的发言。资本家扼杀了我的洞察力。哦，如果有，也应该算这句：“我如果哪天晚上9点钟走出办公室的话，会觉得好幸福啊，今天不用加班！”

 

我们当然也在饭桌上讲了很多新闻热点，从反腐问题讲到民族问题讲到国际问题，讲了一会儿大家都又感慨，哎呀，怎么在同学的聚会里总会转到这些话题，而在别的场合下好像永远也聊不起来这些话题。我们也会再感慨：哎呀，我们都沿袭上了这股玄谈风，还是别校的毕业生更务实，还是务实来的好。

 

晚上ＫＴＶ的时候，男生们总唱罗大佑、老狼、崔健和许巍。慢热型选手们在下半场吼歌的样子很可爱。

我说：“你们唱歌的样子还是有一种不羁和理想派的”

贺同学又说：“我们怎么会不羁呢？我们很阳光的”。

       我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荐过王蒙那本《狂欢的季节》，用冷静思路和理智心态写出的狂热年代。

       自从2月份从香港回到上海，重投咨询业以后，再没有时间好好读完一本书。只能偶尔抓住某些时间的碎片在网上找一些书评，吃点精神速食。昨天读到的这一篇，是久违的佳作，碰巧赶上当下时事热点，作参考阅读，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埃里克•霍弗4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颠沛流浪的生活，有了正经职业：码头搬运工。在旧金山码头，搬运工是两两搭档的。有一天，和霍弗搭档的是码头上笨手笨脚“最不行”的一名工人。霍弗惊讶地发现，这位搭档连两个人份内的活都没有干好，却偏要帮助别的小组。如果霍弗以“穷不帮穷谁照应——当里格党”的道德思维去想这件事，大概会把搭档想象成无私奉献的雷锋式人物，不过霍弗是从心理角度想的，他想到：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其实很容易理解，人活着，在温饱之外，要的是一份感觉，被世界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他人需要、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猫需要的那种心理满足感，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生活的意义”。
　　
　　感谢这个“最不行”的工人，霍弗灵感一发，开始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作为基础的是“管闲事”这一条：“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畸零人”和“失意者”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难得是，霍弗自己没有以“愤青”的姿态出现，他不批判“环境”，他解剖“群众”自身。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超脱的视野，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
　　
　　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心理驱动力使然，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霍弗指出：“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本书中很重头的章节是关于“言辞人”（man of words）的。“言辞人“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识文断字心存高远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不同的是，“言辞人”有一种特殊的虚荣，那就是被肯定、被尊重。霍弗说，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尊他为拉比，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莱茵报》了。我必须加上，如果蔡元培批给青年润之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指标，那中国的历史没准都要改写了。“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正是因此，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同言辞人结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说到这里，该恍然大悟了吧，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组建文官政府，为什么我们要广招公务员，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大啊。
　　
　　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他们有野心但是没有能力，有抱负但是没有才华，因此更没有资格被政权收编，也就更易于将满腔愤懑投入一个激烈的反叛运动。早在1941年的时候，皮特•菲尔埃克就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比如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写过诗，丰克试过音乐，施特来谢尔试过绘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野心没能得到满足，世界也因他们的不幸而更加不幸。
　　
　　霍弗的这本书是脱下靴子瘙痒，搔得狠了，快感之外很有痛感。他的那些判断比如“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如果堂而皇之地摆放中国街头，必然会遭到亿万人民的迎头痛击。不过呢，写《乌合之众》的勒庞是保守派社会精英，遭到大众的痛扁那是“阶级性”使然，而霍弗根正苗红，一生不离体力劳作，是“码头工人哲学家”，说他是“叛徒”？三思啊三思。
　　
　　心怀善意而又立场不坚定的人们应该铭记以下这段：“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不吃激将法的人，哪怕是那些能力上完全可以达到的事情，只要情绪不到，我也会示弱。打个比方，如果人家对我说，“你敢把这颗野山椒吃了吗？”按说作为辣妹子，面对这样的挑战应该不成问题，但我多半会说不，因为总觉得答应这样的问题等于是受人摆布。

 

    最近我发现其实我在某些层面是一个很受激将法的人——只要对方所提的要求够稀奇古怪，我应答的指数就会激扬上升，甚至不惜自我激励。比如一个月前跟一个朋友搭地铁时发现上海地铁居然可以通到佘山，我随口咏叹道：“真是地铁连接你我他啊！”朋友说：“你能以此为题写一篇博客吗？”面对如此无聊的挑战，我兴高采烈的说：“我能！”

 

    从此这个题目在我心中萦绕不去。一上出租车没事儿干了，我就琢磨，这篇命题博客里应该写什么。

 

    我想过写日本的宝冢歌舞团带动一条地铁线的故事。说的是精明的商人为了振兴一条客源清淡的地铁线，打造了一批歌舞团明星名剧，并把团址设在地铁线终点。于是有钱有闲的中年家庭主妇们，日复一日的搭乘这条线路的列车，去看歌舞剧、去看喜欢的明星排练、去给喜欢的明星送便当……（关于宝冢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所有男性角色也由女演员扮演，而且最受主妇们追捧的明星都是饰演男主角的女星们等等，这里面有很多被文化人类学者用来解析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女性的素材）

 

    我也想过写几个城市地铁的比较印象。比如纽约地铁站的空旷阴森，首尔地铁里与韩剧的光鲜极不相称的粗鲁的推攘，东京地铁上旁若无人涂睫毛膏的姑娘，新加坡地铁不让人吃喝的警示牌，波士顿地铁站里的流浪歌手，还有香港地铁扶梯上努力攀登的人们。

 

    我还想过写地铁的好处，尤其是在机场被滞留5小时，本来7点的航班愣是凌晨才起飞的时候，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感念地铁的准时。

 

    说起地铁的好处，在上海经常搭出租的朋友应该还会认同我对地铁不让人晕车的感谢。上海的出租司机经常在3个车道里穿来穿去，一会儿急驶，一会儿急停，车流拥挤的时候不惜迂回加塞儿，车道畅通的时候只争朝夕练漂移，所以本来没多大点地盘，总车程没多少时间，它还总搞得我胸闷恶心。

 

    今天我终于想起来，最让“地铁连接你我他”的，其实是位置。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座位都是一个朝向，只有地铁是相向而设。每个人都可以自如的打量对面的帅哥美女胖嫂型男。碰上没座的，还可以拉着头顶的吊环，转个360度，全景大扫描。——真是无限沟通、无限机遇了。

 

我从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上听收音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双语音乐节目，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记得女主持叫王璐，男主持叫李科，是个美国人。更记得的是节目里总说“永远在生命中寻找欢乐”。

 

尽管我对欢乐的追求远远早于那个电台节目的鼓动，我愿意借用这句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并且身体力行着。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各路才华横溢的笑星的追捧与赏鉴。从李伯清到郭德刚到Russel Peters，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我用极大的热忱向周围的朋友推荐这些牛人以及他们的牛段子，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其中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跟一个同事从北京结束项目回上海，这种在飞机上不用干活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是“千载难逢”，于是我从酒店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开始宣讲郭德刚的若干段子，一直讲到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和一群同事去做足底，我一定要坐距电视最正的位置好不受干扰的收看我的“快乐大本营”，任凭他们谈财经谈风月谈八卦，我只知道被谢娜一干人等逗得拍沙发。。。而最近的一次是跟一群同样疯癫的朋友聚餐说起小沈阳，吃完饭他们就改称我为“杨仔”了。。。

 

看得多了，我居然看出了端倪。对笑星所代表的地域文化，有一些皮毛的解读。他们果然都是“人民的艺术家”，其笑料题材及表达方式充分被“一方水土养育”。先说外国人，印度裔加拿大笑星Russel Peters，居然敢拿种族问题开涮，用各种族的英语口音为载体，讲那么多让你笑破肚皮的段子。先不说政治环境，单说语言环境，如果不是在移民国度加拿大，恐怕Mr.Brown也学不会这么多种口音，观察不了这么多族群的生活方式。

 

再说中国笑星，最明显的对比研究要感谢我最近在字幕的帮助下观赏的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录像 。周立波被媒体称为“海派清口”，作为不懂上海话的听众，我不可能彻底理解他的上海话的段子的幽默与玄妙，但是不妨碍对其笑料和搞笑方式的收受。他在媒体采访中曾说：

 “媒体最喜欢拿我和郭德纲、赵本山相比，更有甚者，居然拿我和小沈阳比。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比较，文化和文化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把我比作消化系统，郭德纲比作循环系统，赵本山比作呼吸系统，小沈阳比作排泄系统，那少了我就会撑死，少了赵本山要憋死，少了小沈阳就胀死了。南北文化，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大家都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这话说得极对，比较并不是说孰优孰劣，不同点恰恰反映了南北的文化差异：郭德刚的段子里，讲得是“到伊拉克战场上去卖盒饭”“布什总统请我去维持和平”，文化土壤是京城百姓对国际时事的关注，以及就连的哥都乐此不疲的议政论政的热情；而周立波讲的是衣食住行，唱得是“股民的伤心”，讲的是上海人的“会生活”和“讲行头”，包括衬衫上的假领子、电视机前的放大镜和喝一下午咖啡，杯子还是满的，原来是边喝边吐把清咖喝成卡布奇诺。。。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同一个用意但是南北两位艺术家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去传达和影响观众。两边都是开场的暖场话，目的是鼓励观众放下矜持，开怀大笑。先复述如下：

 

-- 郭德刚说：“只要你们听，不骂街不起哄，一人给一百块钱！噗嗤一乐，给六百，哈哈哈的，给八百；看见嗓子眼儿的，给一千；笑得最厉害的，大把的给钱！这一位，给三万！都看见晚饭了！”
-- 周立波说：“钱已经花了，大家来了就要多笑，多笑一次就降低一次快乐的成本。比方说，这边的观众很奔放，今天笑了500次；那边的观众，今天笑了450次；那么这边的观众，今天就占到50次的便宜。现在这个世界，占不到便宜，就算是吃亏了。所以大家要多笑”

 

我总觉得，郭德刚的方式透着一股北方人的爷们儿心态——就算是劝你笑，也是大爷我给你钱。而周立波的方式是典型的上海人的算计心态。倒不一定是周立波在教导大家占便宜，而是说，作为这方水土养育的“本土艺术家”，他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容易引起这里的观众的共鸣。所以我热烈同意“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窃以为大可不必“高于生活”）。

 

说回电台节目。现在我仍然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听调频，仍然是国际电台的一个栏目，叫“飞鱼秀”。男主持叫小飞，不用听口音都知道是北京孩子——有一种标志性的“贫”；女主持叫喻舟，虽然语言幽默程度逊于小飞，但是其欢实的笑声相当有感染力。节目里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小飞总是能扯到对喻舟的讽刺打击上，思路非常敏捷，而喻舟也总是哈哈哈的傻乐。为了写对两人的名字，我刚刚特意google了一把，才发现，两人都是双子座的。这就难怪了。

 

傻乐是有血统的。但是，无论有没有天性，大家都应该，永远在生命中寻找欢乐！！！

   连续两天晚上，哭了两场。

   昨天晚上是跟一个朋友通电话，今天是跟我哥通电话。

 

   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本来都还说着挺高兴的事儿，突然说到一个点儿上，电话那头的声调提高了或者语气生硬了，我就觉得委屈了，鼻子一酸眼泪就夺眶而出了。然后还想据理力争两句，但是已经泣不成声了，所以决定很不欢的挂掉电话。

 

   无论争论中是谁输谁赢，无论争明白了是谁对谁错，谁挑起了战斗谁该被谴责，争吵之后心里都一样难受。

 

   就像小时候我唯一挨过的一次打，我妈给了我一记耳光——因为不愿意把改得乱七八糟的作文再重新抄一遍。若干年后我跟妈妈一起回忆，我说我清晰的记得那篇作文写的是公园里的一株梅花，我妈说她还清晰的记得打完那记耳光后她久久无法平息的心痛。

 

   现在我年纪大了，好像对很多情感也有一种真切地甚至可以转化为视觉的体验。比如，难过的时候，那种痛感的清楚，我仿佛都能看见心就像被拧毛巾一样的拧着。再比如，类似这样的不愉快对话之后，我明明知道，与人相处应该包容应该妥协，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应该理解对方的难处，但是我也似乎能够无奈的看着自己的一颗心——它到底需要长到多大才能装下这所有的不尽人意呢？

 

   有点觉得不公平。好像刚刚升上高三的那年，阴差阳错的一次班委会选举，让我跟保送生资格失之交臂。当时真是个一帆风顺惯了的傻孩子，觉得受了巨大的打击，主要是对社会和友谊的信任崩塌。校长和班主任生怕我一蹶不振，影响高考发挥，轮番来开导我。他们说“人生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很多都不是你可以左右的。你这点儿小问题压根儿算不得什么”；他们说“人的嫉妒心是可怕的，以后进入社会有更多的黑暗。你应该觉得幸运，是在校园里经受这些挫折，还有老师同学信任你家长关心你”。当时我抬起头问：“可为什么一定是我要受这样的挫折呢？为什么就要让我受这样的委屈呢？”

 

   十年后的现在的我抬起头问：“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心变大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耍性子闹情绪呢？”不过这次不需要老师开导，我自己也知道答案。因为想让身边的人开心，因为要避免这种不愉快对话后的两败俱伤，所以应该要从自己做起，学会包容和体谅。其实，既然是亲友，就根本没有得失和胜负，也不存在谁让了谁，少较真才能皆大欢喜。

 

    决定分享这些个丢人的哭包的故事，其实是想说，这个需要极高的修养，必须得修炼。鼓励大家都从今天做起，从小事做起，修炼自己，控制在亲友面前的情绪化，少嚷嚷少找茬。实在没控制住的，也要赶紧下台阶。就像我哥似的，挂掉电话十分钟后，跟我这样短信了一把：

 

 -- 狼哥：“别和我一般见识，影响食欲不划算哈”

--傻妹：“不会。一家人，说完就完了，不往心里去”

--狼哥：“怕你气到了吃不下饭三”

--傻妹：“不至于。本来是好事，气场不对话不投机，今天不继续就是了”

--狼哥：“要得。那我去吃饭了，你也好好吃饭去哈。”

 

    所以说， 亲友打心眼里都是关心我的。为了这个，刻苦修炼也值了。

     从半路开始看起，把《大生活》给守完了。我一般不太看电视剧，但是这一出实在是有打动人的地方。

尽管考虑到更多观众的接受程度，绝大多数对白都是普通话，只有张国立偶尔讲几句四川话，但是场景确实很四川。我将其概括为“跳河跳的是府南河，请客吃的是麻辣烫”。发生在成都的一个小人物的身边故事，不仅讲了对“波澜壮阔的大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更讲出了生活中的很多实实在在的道理。

 

    除了最后一集比较向主旋律看齐，有点“高于生活”以外，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平平实实的叙事，就像穿着大背心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的柳东的形象一样，很随意很不讲究却又很真实很亲近。里面有一些角色的笑骂和忽悠，透着四川人的“假打”和“狡黠”；也有一些角色的豪爽和实在，透着四川人的“大气”和“义气”，但是每一集看完了，留在脑海里的都是每一个角色带出的生命力。

 

    剧中人总说的是这么两句：

“生活就是你妈把你生下来，得靠你自己努力活下去”

“明明自己只有鬼火那么丁点儿亮，却总想像太阳一样到处去照亮别人”

   我把这片儿的精神总结为两个“乐”字，简称“乐两条”（原谅我的国关背景，类似江八点叶九条的套路听多了）：一个是乐观向上，一个是乐于助人。

 

   主角老好人柳东，工厂倒闭了，皮鞋也倒不出去，当上了环卫工人，要说真是倒霉又凄惨。但是他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还惨，照顾了孤老头儿，又收养了被遗弃的小姑娘，又救了要跳河的大姑娘，对朋友也是能帮就帮。他的街坊邻居们也都是些小人物，承包个公厕都高兴得要搞个剪彩仪式，或者搞个皮包公司让公用电话的摊主对所有来电说“我们金行走正在汉城和平壤之间行走”……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

 

    网上有评论说这片儿是512地震一年后的献礼，我不知道真是这样有意为之，还是应景的牵强之说。但是这片儿又确实让我联想起地震后的那些新闻，包括网上流传的那些被当作笑话的段子。那些看似很愚昧很憨实的反应，却透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坚强乐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总在想，如果这场地震是发生在另外的某些地方，比如上海，废墟上的人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勇敢与豁达、从容与仗义。

 

    嗯，我是向来不掩饰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不排除对这片儿有点“厚爱”了。不过大家有时间真是可以看看作消遣，而且，要争取学会“乐两条”，乐观向上，乐于助人。

    周末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电视打开当劳动号子。正好是噱头标题为“我与蒋介石的七年之痒”的一个关于《陈洁如自传》的节目，用典型的书著节选、旧照片、及专家评论的夹叙夹议的方式，大概说的就是陈洁如叙述蒋介石对自己的热烈追求、自己起初的犹豫、到最后的执著相恋、到委身下嫁、到最后的被辜负。

 

    蒋介石在童养媳毛福梅、青楼女子姚冶诚（这个节目里还提到，老蒋曾“斥其贼劣、斥其悍泼、斥其刁诈”，这些形容词真是恶劣之至）之后，宋美龄之前，曾经和陈洁如有过一段恋爱关系，毋庸置疑。但是请来的专家把关注点放在陈洁如和蒋介石到底有没有举办婚礼，有没有一纸婚约之上，把当年也是一个才女的陈小姐说成是一个“结婚妄想症”的可笑女性。

 

    专家说，陈洁如在自传中写婚礼是“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饭店的大厅里悄悄举行”，但是如果查蒋介石的日记体的“日程纪录”，这段时间蒋孝子一直在浙江溪口为亡母守孝，根本没有到上海与陈洁如举行仪式。节目又找到一个在大东饭店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蒋介石在这里结婚这回事，倒是汪精卫来过的。”然后节目又找到了当年的申报，把1921年12月的报纸翻了个遍，也没有看到蒋陈的结婚启事。因此得出结论：如果真有婚姻，必然不是在1921年12月5日，而一个女子是不会记错自己的婚期的，因此陈洁如这段有详细时间地点证婚人的记录，必然是捏造。

 

   主持人进而解读：陈洁如这样的捏造，无非就是想为自己寻求一个合理性合法性，相当荒谬。

 

   我看到这里，突然觉得这帮专家很无聊，是故意的自欺欺人也好、是无意的臆想妄断也好，这个女人的人生已经很悲惨，何必要这样落井下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