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上听收音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双语音乐节目，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记得女主持叫王璐，男主持叫李科，是个美国人。更记得的是节目里总说“永远在生命中寻找欢乐”。

尽管我对欢乐的追求远远早于那个电台节目的鼓动，我愿意借用这句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并且身体力行着。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各路才华横溢的笑星的追捧与赏鉴。从李伯清到郭德刚到Russel Peters，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我用极大的热忱向周围的朋友推荐这些牛人以及他们的牛段子，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其中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跟一个同事从北京结束项目回上海，这种在飞机上不用干活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是“千载难逢”，于是我从酒店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开始宣讲郭德刚的若干段子，一直讲到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和一群同事去做足底，我一定要坐距电视最正的位置好不受干扰的收看我的“快乐大本营”，任凭他们谈财经谈风月谈八卦，我只知道被谢娜一干人等逗得拍沙发。。。而最近的一次是跟一群同样疯癫的朋友聚餐说起小沈阳，吃完饭他们就改称我为“杨仔”了。。。

看得多了，我居然看出了端倪。对笑星所代表的地域文化，有一些皮毛的解读。他们果然都是“人民的艺术家”，其笑料题材及表达方式充分被“一方水土养育”。先说外国人，印度裔加拿大笑星Russel Peters，居然敢拿种族问题开涮，用各种族的英语口音为载体，讲那么多让你笑破肚皮的段子。先不说政治环境，单说语言环境，如果不是在移民国度加拿大，恐怕Mr.Brown也学不会这么多种口音，观察不了这么多族群的生活方式。

再说中国笑星，最明显的对比研究要感谢我最近在字幕的帮助下观赏的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录像 。周立波被媒体称为“海派清口”，作为不懂上海话的听众，我不可能彻底理解他的上海话的段子的幽默与玄妙，但是不妨碍对其笑料和搞笑方式的收受。他在媒体采访中曾说：

 “媒体最喜欢拿我和郭德纲、赵本山相比，更有甚者，居然拿我和小沈阳比。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比较，文化和文化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把我比作消化系统，郭德纲比作循环系统，赵本山比作呼吸系统，小沈阳比作排泄系统，那少了我就会撑死，少了赵本山要憋死，少了小沈阳就胀死了。南北文化，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大家都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这话说得极对，比较并不是说孰优孰劣，不同点恰恰反映了南北的文化差异：郭德刚的段子里，讲得是“到伊拉克战场上去卖盒饭”“布什总统请我去维持和平”，文化土壤是京城百姓对国际时事的关注，以及就连的哥都乐此不疲的议政论政的热情；而周立波讲的是衣食住行，唱得是“股民的伤心”，讲的是上海人的“会生活”和“讲行头”，包括衬衫上的假领子、电视机前的放大镜和喝一下午咖啡，杯子还是满的，原来是边喝边吐把清咖喝成卡布奇诺。。。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同一个用意但是南北两位艺术家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去传达和影响观众。两边都是开场的暖场话，目的是鼓励观众放下矜持，开怀大笑。先复述如下：

-- 郭德刚说：“只要你们听，不骂街不起哄，一人给一百块钱！噗嗤一乐，给六百，哈哈哈的，给八百；看见嗓子眼儿的，给一千；笑得最厉害的，大把的给钱！这一位，给三万！都看见晚饭了！”
-- 周立波说：“钱已经花了，大家来了就要多笑，多笑一次就降低一次快乐的成本。比方说，这边的观众很奔放，今天笑了500次；那边的观众，今天笑了450次；那么这边的观众，今天就占到50次的便宜。现在这个世界，占不到便宜，就算是吃亏了。所以大家要多笑”

我总觉得，郭德刚的方式透着一股北方人的爷们儿心态——就算是劝你笑，也是大爷我给你钱。而周立波的方式是典型的上海人的算计心态。倒不一定是周立波在教导大家占便宜，而是说，作为这方水土养育的“本土艺术家”，他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容易引起这里的观众的共鸣。所以我热烈同意“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窃以为大可不必“高于生活”）。

说回电台节目。现在我仍然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听调频，仍然是国际电台的一个栏目，叫“飞鱼秀”。男主持叫小飞，不用听口音都知道是北京孩子——有一种标志性的“贫”；女主持叫喻舟，虽然语言幽默程度逊于小飞，但是其欢实的笑声相当有感染力。节目里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小飞总是能扯到对喻舟的讽刺打击上，思路非常敏捷，而喻舟也总是哈哈哈的傻乐。为了写对两人的名字，我刚刚特意google了一把，才发现，两人都是双子座的。这就难怪了。

傻乐是有血统的。但是，无论有没有天性，大家都应该，永远在生命中寻找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