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晚上，哭了两场。

   昨天晚上是跟一个朋友通电话，今天是跟我哥通电话。

   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本来都还说着挺高兴的事儿，突然说到一个点儿上，电话那头的声调提高了或者语气生硬了，我就觉得委屈了，鼻子一酸眼泪就夺眶而出了。然后还想据理力争两句，但是已经泣不成声了，所以决定很不欢的挂掉电话。

   无论争论中是谁输谁赢，无论争明白了是谁对谁错，谁挑起了战斗谁该被谴责，争吵之后心里都一样难受。

   就像小时候我唯一挨过的一次打，我妈给了我一记耳光——因为不愿意把改得乱七八糟的作文再重新抄一遍。若干年后我跟妈妈一起回忆，我说我清晰的记得那篇作文写的是公园里的一株梅花，我妈说她还清晰的记得打完那记耳光后她久久无法平息的心痛。

   现在我年纪大了，好像对很多情感也有一种真切地甚至可以转化为视觉的体验。比如，难过的时候，那种痛感的清楚，我仿佛都能看见心就像被拧毛巾一样的拧着。再比如，类似这样的不愉快对话之后，我明明知道，与人相处应该包容应该妥协，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应该理解对方的难处，但是我也似乎能够无奈的看着自己的一颗心——它到底需要长到多大才能装下这所有的不尽人意呢？

   有点觉得不公平。好像刚刚升上高三的那年，阴差阳错的一次班委会选举，让我跟保送生资格失之交臂。当时真是个一帆风顺惯了的傻孩子，觉得受了巨大的打击，主要是对社会和友谊的信任崩塌。校长和班主任生怕我一蹶不振，影响高考发挥，轮番来开导我。他们说“人生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很多都不是你可以左右的。你这点儿小问题压根儿算不得什么”；他们说“人的嫉妒心是可怕的，以后进入社会有更多的黑暗。你应该觉得幸运，是在校园里经受这些挫折，还有老师同学信任你家长关心你”。当时我抬起头问：“可为什么一定是我要受这样的挫折呢？为什么就要让我受这样的委屈呢？”

   十年后的现在的我抬起头问：“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心变大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耍性子闹情绪呢？”不过这次不需要老师开导，我自己也知道答案。因为想让身边的人开心，因为要避免这种不愉快对话后的两败俱伤，所以应该要从自己做起，学会包容和体谅。其实，既然是亲友，就根本没有得失和胜负，也不存在谁让了谁，少较真才能皆大欢喜。

    决定分享这些个丢人的哭包的故事，其实是想说，这个需要极高的修养，必须得修炼。鼓励大家都从今天做起，从小事做起，修炼自己，控制在亲友面前的情绪化，少嚷嚷少找茬。实在没控制住的，也要赶紧下台阶。就像我哥似的，挂掉电话十分钟后，跟我这样短信了一把：

 -- 狼哥：“别和我一般见识，影响食欲不划算哈”

--傻妹：“不会。一家人，说完就完了，不往心里去”

--狼哥：“怕你气到了吃不下饭三”

--傻妹：“不至于。本来是好事，气场不对话不投机，今天不继续就是了”

--狼哥：“要得。那我去吃饭了，你也好好吃饭去哈。”

    所以说， 亲友打心眼里都是关心我的。为了这个，刻苦修炼也值了。

     从半路开始看起，把《大生活》给守完了。我一般不太看电视剧，但是这一出实在是有打动人的地方。

尽管考虑到更多观众的接受程度，绝大多数对白都是普通话，只有张国立偶尔讲几句四川话，但是场景确实很四川。我将其概括为“跳河跳的是府南河，请客吃的是麻辣烫”。发生在成都的一个小人物的身边故事，不仅讲了对“波澜壮阔的大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更讲出了生活中的很多实实在在的道理。

    除了最后一集比较向主旋律看齐，有点“高于生活”以外，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平平实实的叙事，就像穿着大背心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的柳东的形象一样，很随意很不讲究却又很真实很亲近。里面有一些角色的笑骂和忽悠，透着四川人的“假打”和“狡黠”；也有一些角色的豪爽和实在，透着四川人的“大气”和“义气”，但是每一集看完了，留在脑海里的都是每一个角色带出的生命力。

    剧中人总说的是这么两句：

“生活就是你妈把你生下来，得靠你自己努力活下去”

“明明自己只有鬼火那么丁点儿亮，却总想像太阳一样到处去照亮别人”

   我把这片儿的精神总结为两个“乐”字，简称“乐两条”（原谅我的国关背景，类似江八点叶九条的套路听多了）：一个是乐观向上，一个是乐于助人。

   主角老好人柳东，工厂倒闭了，皮鞋也倒不出去，当上了环卫工人，要说真是倒霉又凄惨。但是他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还惨，照顾了孤老头儿，又收养了被遗弃的小姑娘，又救了要跳河的大姑娘，对朋友也是能帮就帮。他的街坊邻居们也都是些小人物，承包个公厕都高兴得要搞个剪彩仪式，或者搞个皮包公司让公用电话的摊主对所有来电说“我们金行走正在汉城和平壤之间行走”……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

    网上有评论说这片儿是512地震一年后的献礼，我不知道真是这样有意为之，还是应景的牵强之说。但是这片儿又确实让我联想起地震后的那些新闻，包括网上流传的那些被当作笑话的段子。那些看似很愚昧很憨实的反应，却透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坚强乐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总在想，如果这场地震是发生在另外的某些地方，比如上海，废墟上的人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勇敢与豁达、从容与仗义。

    嗯，我是向来不掩饰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不排除对这片儿有点“厚爱”了。不过大家有时间真是可以看看作消遣，而且，要争取学会“乐两条”，乐观向上，乐于助人。

    周末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电视打开当劳动号子。正好是噱头标题为“我与蒋介石的七年之痒”的一个关于《陈洁如自传》的节目，用典型的书著节选、旧照片、及专家评论的夹叙夹议的方式，大概说的就是陈洁如叙述蒋介石对自己的热烈追求、自己起初的犹豫、到最后的执著相恋、到委身下嫁、到最后的被辜负。

    蒋介石在童养媳毛福梅、青楼女子姚冶诚（这个节目里还提到，老蒋曾“斥其贼劣、斥其悍泼、斥其刁诈”，这些形容词真是恶劣之至）之后，宋美龄之前，曾经和陈洁如有过一段恋爱关系，毋庸置疑。但是请来的专家把关注点放在陈洁如和蒋介石到底有没有举办婚礼，有没有一纸婚约之上，把当年也是一个才女的陈小姐说成是一个“结婚妄想症”的可笑女性。

    专家说，陈洁如在自传中写婚礼是“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饭店的大厅里悄悄举行”，但是如果查蒋介石的日记体的“日程纪录”，这段时间蒋孝子一直在浙江溪口为亡母守孝，根本没有到上海与陈洁如举行仪式。节目又找到一个在大东饭店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蒋介石在这里结婚这回事，倒是汪精卫来过的。”然后节目又找到了当年的申报，把1921年12月的报纸翻了个遍，也没有看到蒋陈的结婚启事。因此得出结论：如果真有婚姻，必然不是在1921年12月5日，而一个女子是不会记错自己的婚期的，因此陈洁如这段有详细时间地点证婚人的记录，必然是捏造。

   主持人进而解读：陈洁如这样的捏造，无非就是想为自己寻求一个合理性合法性，相当荒谬。

   我看到这里，突然觉得这帮专家很无聊，是故意的自欺欺人也好、是无意的臆想妄断也好，这个女人的人生已经很悲惨，何必要这样落井下石呢。

上海的夏天要到了。我在衣柜里扒拉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件去年在香港置办的短袖衬衣。

打电话回成都：“妈，我是不是把一件衬衣拉在家里啦？”

我妈说：“你说的是从香港拖回来那一箱吗？”

我说：“嗯？一箱？我怎么不记得了？有哪些衣服？”

我妈只好把箱子打开，开始给我描述：

“一条连衣裙，白色的，上面有很多小点点”——我想不起来。

我妈又说：“感觉滴拉耷拉的”（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翻译，繁复？）——我还是想不起来。

我妈又说：“衣领就像五十年代的闹革命的学生穿的那种衣服”——我说：“妈，听不懂！”

我妈只好再努力：“哎呀，就像铁路职工的制服一样”——我说：“妈，没见过”

我妈绝望了：“哎呀，就跟你外婆当年总穿的一件衣服的领一样”——我更绝望了：“妈，我没见过外婆多少次…”

我妈生气了：“哎呀，你不懂就算了。反正就是这样”

我说：“你看看你把我描述的，完全是一个穿旧社会的服装的人！！”

我妈政治觉悟不是一般的高：“49年以后都是新社会了哈~~”

于是我决定换人：“妈，你叫我哥来讲”

我哥说：“噢，那个衣领的感觉嘛，就像德国士兵军装，下面都有一个名牌，就是名牌那个形状！” 我说：“不知道，没见过”

我哥急了：“嘿！你怎么会没见过呢？那个电影，《虎口脱险》！《虎口脱险》里面那个嘛！”——我完全放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四个字，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