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说我很幸运，在佳士得就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却已然亲历艺术市场的波峰和波谷。我同意。但是我更觉得幸运的仍然是在这个跌宕起伏的经济环境或者市场价格中，我所参与买卖的是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产品。就像美国区的主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

“Prices fluctuate, but there is never a question about the value of what we are trading. Those of us in the busines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rt- a tiny number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 know in our hearts that works of art, unlike so much of what we have been reading about in the business press, are real, tangible and worthy our commitment in any age and any economy.”

 

我喜欢他的Confidence. 这个周末就要开槌的香港秋拍，结果一定不如以前。但是不妨碍它仍然是一场美轮美奂的展览会。今天我的大老板发了一封信给所有香港员工，我也喜欢他的乐观和鼓舞人心的角度：

 

 

如果伟大的玲记忆无误的话，正是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进入了一个读书鼎盛期。当年几度辉煌无所不包的国有企业的福利包括一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为老杨家的求知壮年、青年、少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给养。狼哥正上初中，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除了每期不落的《飞碟探索》杂志外，儒勒凡尔纳的全集被他一本本搬回来，废寝忘食的阅读。杨妈妈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一直很爱读书。琼瑶那套权作消遣，主打是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的名人传记，正史野史，兼收并蓄。于是经常在周末傍晚，伟大的玲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爬上6楼的图书馆，也逞英雄的帮着抱几本书回来。然后也跟着囫囵吞枣的读凡尔纳、琼瑶和“红墙内外”，一目十行，不求甚解。

 

也许正因如此，今天再读那些书，会因经历和知识的积淀，产生好多年少时决不会有的联想。重读一本书的过程，就像与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晤面，有些熟悉，又有好多惊喜。

 

佳士得的工作性质，无疑帮我重燃了对晚清历史的阅读兴趣。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屡屡提到那些宫廷珍宝，有他打赏给中外师傅的，有让亲信偷运出宫以备不时之需的，有运至伪满皇宫的，还有随他被监管的足迹带到日本和苏联的，以及最后上交给人民政府的……再读到这些段落时，我就会联想到佳士得拍卖的那些来自欧洲、日本收藏家之手的中国宫廷珍宝，除了“被列强强取豪夺”之外，还有多少源自这些个渠道?

 

今年秋拍的“大雅珍宝”专场中，有一支晚清的“御制翠玉透雕盘龙头簪”，全长20厘米，由一块完整的玉细雕而成，精巧之至。龙须和龙眼都缀有宝石，灵动异常。据专家考，这与现存沈阳故宫的另一支玉簪应属一对，都是当年溥仪带到伪满的，至于这一支如何流散却又因此得以保存的完好无损（沈阳故宫的那一支宝石都不见了），不得而知。

 

“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的官窑瓷器的印款，佳士得专场部分也是应景慈禧去世100周年的响头。“大雅”本是对品德高尚，才学优异者的赞词。慈禧在国人的心目中，印象大概不离“野心勃勃、腐败专制、挥霍无度、心狠手辣、扼杀维新”这几个词，因此用“大雅”自命官窑一事，听起来应是十足的厚颜无耻。

 

想起来朋友给我讲过的一个小段子：美国某大学校长携夫人到北大访问，夫人看起来比校长年轻不少，扮相妖娆。工作结束之后朋友奉命陪他们去颐和园游览。夫人在纪念品小摊上一眼看中长长的指甲套，戴在自己手指上兴高采烈的举起来给校长看：“Look, I have her finger nail!”校长冷酷的说：“Yes, you also have her personality.” 真是幽默。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写了一篇关于慈禧的文章，我觉得里面有一条发现非常有趣：西方作者关于慈禧其人的描写评价，以性别划界观点迥异。男性作者笔下的慈禧，暴戾邪恶，荒淫无度；而女性作者笔下的慈禧，往往雍容端庄，亲切开明。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爵士们，尽管在大清朝里行走多年，应是没有机会亲眼见到皇太后的；而那些女作者们，多是当时的驻华大使夫人，却是被慈禧不得已按照西方礼节宴请的座上客，与太后觥筹交错过的。孰是孰非不论，男贬女褒的分野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课题。

 

我绝对无意为慈禧唱赞歌，只是想借题分享一下心得体会：说到底，世人千千万，谁也止不住旁人如何解读自己的行为，评价自己的选择。真真假假，都是言语而已，还是过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来的实在。